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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5.第四十五章:清朝的文治武功[1/2页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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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第4章 我对历史的兴趣]
第45节 第四十五章:清朝的文治武功
缅甸是中国南方的紧邻,但因万山重叠,两国的交往很晚。本世纪(十八)五十年代,缅甸国王雍籍牙在给中国皇帝的报告上,第一世纪九十年代时,他的祖先雍田,曾被中国当时东汉政府第四任皇帝刘肇封为缅甸国王(当时称为挥国),还赐给一颗金印。不过中国史学家对此不敢肯定,因为史籍上查不出这个记载,除非真有金印作证。
缅甸跟中国发生关系,似乎开始于十三世纪,位于云南的大理帝国消灭,云南地区随着蒙古帝国的扩张,而并于它子国之一的元帝国,缅甸才跟中国接壤。上世纪(十七)六十年代,缅甸把请求政治庇护的中国明政府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榔,交给清政府。这件事情发生后,中、缅两国的邦交,并没有加强,甚至并没有继续。因为缅甸不断的内乱,中国也正全力在北方开疆拓土。
经过九十年的疏远,本世纪(十八)五十年代,缅甸名王雍籍牙在位,跟中国恢复邦交。他逝世后,儿子孟驳继位,进攻东邻的暹罗王国(泰国),把暹罗并入版图。
缅甸势力膨胀,使它不断干涉中、缅两国之间属于中国的一些部落,这些部落向中国清政府乞援,清政府已十分不高兴。但按下战争电钮的人物,却是清政府的一位赃官云南总督吴达善,他向请求归附的桂家部落(据他们是跟随朱由榔流亡到缅甸的群臣们的后裔)酋长宫里雁,索取重贿,其中一件是珍珠马鞍,宫里雁无力奉献,吴达善就把他逮捕入狱害死。宫里雁的缅甸籍妻子囊古为丈夫报仇,向缅甸国王孟驳游,缅甸遂在这位奇女子引导下,向中国沿边发动不断的攻击劫掠。
中国政府改派明瑞出任云南总督,于一七六七年,率军攻入缅甸,企图夺取它的首都瓦城(曼德勒)。可是进入缅甸境后,在一个名叫象孔的地方,陷入缅军的埋伏,全军覆没。中国政府再派第二次远征军,由傅恒当总司令(经略),于六十年代最后一年(一七六九),再度深入。可是热带森林地区所特有的瘴气——空气污染和虐疾,无法克服,将领和战士们相继染病死亡,军心恐惧,在中途停顿,不敢前进。恰恰这时候,缅甸政府得到消息,暹罗王国故土上的中国侨民郑昭,集结了武装部队,正攻击缅甸的占领军。缅甸不愿两面作战,就向中国请求和解,承认作中国的藩属。远在北京的弘历皇帝,正在进退维谷,也乐得就此结束。但缅甸的态度十分强硬,当中国远征军代表跟缅甸军司令眇旺模谈判,中国要求缅甸归还所侵占的木邦(缅甸腊戍以北一带)等三个部落的土地时渺旺模左顾右盼,没有听完就掉头而去,远征军代表只好瞪着眼睛回来。
缅甸当时的目的只求停战,并不是真心的低头,所以当中国退军之后,两国敌对如故。一直到了十八年后,一个曾经当过和尚,跟前任王室没有关系的国王孟云即位,他为了取得大国的支持,于一七八八年主动向中国进贡。中国政府于一七九○年,加封盖云为缅甸国王,才正式确定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。
跟缅甸同样情形的,还有尼泊尔王国。
缅甸开始向中国进贡的那一年,也正是中国护送大越皇帝黎维祁返回东京(河内)复位的那一年——一一七八八。就在这一年,遥远的喜玛拉雅山南麓的小国尼泊尔,突然向比它大一百倍的庞大的中国进攻。尼泊尔王国为什么如此,传不一,可信的一个传是,后藏喇嘛教领袖班禅的一个部属丹津班珠丹,因为受到不公平的酷刑(脸上被刺字),逃到尼泊尔。这时正当班禅积欠尼泊尔太多的贸易借款,一直不肯偿还。尼泊尔早已愤怒,得到丹津班珠丹作向导,遂采取强硬手段。清政府一面派四川兵团入藏应战,一面派藩属事务部副部长(理藩院侍郎)巴忠,代表皇帝,担任监军。不知道什么原因,巴忠竟做出一件使人连做梦都梦不到的荒唐怪事,他是由青海那条大道直接到拉萨的,不等四川兵团抵达,就先行跟尼泊尔代表谈判,承诺每年付给尼泊尔一万五千两赠款,换得尼泊尔撤军。但巴忠却向皇帝弘历报告,尼泊尔已被他巧妙的辩才和义正词严的立场所折服,自动退出中国国境。对于每年一万五千两的赠款,只字不提,而只秘密通知达赖,请达赖按时送去。谁知道达赖一口拒绝,尼泊尔当然不肯甘心。一七九一年,再度进攻,攻陷日喀则,班禅逃到拉萨。尼泊尔军队把班禅宫中所有的珍宝和日喀则民间的财物,抢劫一空。
巴忠听见尼泊尔索取赠款的消息,就跳井自杀。我们无法了解,天下竟有这种浑人,他怎么会想到他可以对如此重大的国际交涉,能够一手掩盖。
中国远征军于次年(一七九二)抵达西藏,尼泊尔军队败走。远征军尾追,越过喜玛拉雅山聂拉木山口,进入尼泊尔国境。尼泊尔军再败走,远征军队进攻它的首都阳布(加德满都),旦夕可下。司令官(大将军)福康安,这位被誉为皇帝弘历手下第一名将,对自己的用兵如神,大为满意,他自比为《三国演义》上的诸葛亮,手拿羽毛扇(这是诸葛亮的标帜),坐在四人抬的轿子上(效法诸葛亮的四轮车),一副戏台上人物的模样,从容指挥作战。尼泊尔乘他正自命不凡,疏于戒备之际,发动猛烈反攻,远征军大败,死伤惨重,福康安狼狈逃命,几乎成了第二个带汁诸葛亮。
然而,当福康安好容易脱离追兵,稳定局势,恐惧尼泊尔下一个攻势时,尼泊尔却派遣使节到军前请求和解,愿作中国的藩属,定期进贡。福康安喜从天降,迫不及待的立即接受尼泊尔的请求,撤军回国。事后才知道,并不是尼泊尔突然发作了神经病,而是另有原因,它曾向邻近的驻在印度东部加尔各答的英国军队求救,英国那时还不愿跟中国结怨,以免妨碍通商,而尼泊尔政府的另一个敌人披楞部落,正在南方国境发动攻击。尼泊尔政府不愿受到前后夹击,而尤其恐惧中国的远征军会源源而来,没有个完。
——尼泊尔当了中国的保护国之后,就发现了好处,成为中国最后丧失的藩属,直到二十世纪初叶,还向中国进贡不辍。
不和中国土地相接的藩属,除了琉球王国外,还有暹罗王国。现代暹罗——二十世纪时改称泰国,它的开国国王郑昭,是中国广东省澄海县人,驱逐缅甸占领军后,他立即派遣使节到北京,请求中国加封。可是当使节还在中途时,发生政变。郑昭被他最亲信的暹罗籍的部将却克里所杀。却克里显然恐惧中国对郑昭之死发生反应,于是改名郑华,坚称是郑昭的儿子。于一七八六年,再派遣使节前往北京,陈述他继承王位的合法性。中国不知道内情,当然加封他为暹罗国王。
暹罗和琉球都是没有经过不愉快的战争场面而归附的藩属,暹罗跟中国的密切关系,远超过缅甸和尼泊尔。举一个例子可作明,当本世纪(十八)最后一年(一七九九),中国太上皇弘历逝世时,正在北京进贡朝见的两位使节,一位是朝鲜使节,另一位就是暹罗使节,他们适时的代表他们的国王,为皇帝服丧。
——却克里对中国虽坚称是郑昭的儿子,但对他的臣民因无法隐瞒真相的缘故,而自称为拉玛一世,并解释,他并没有叛变,乃是另外一个将领叛变,由他敉平。
九藩属外的进贡国
中国跟藩属间的关系,可以分为若干等级。
最密切的一级自然是朝鲜。中国为了朝鲜的利益和维护朝鲜的独立的跟领上的完整,所付出的牺牲是可惊的。但中国对朝鲜毫无所求,战争一结束,军队即行撤退。
越南也包括在这一级之中,中国在下世纪(十九)也为援越而对法国作战。不过最重要的一件事还是意识形态方面,自上世纪(十七)明王朝灭亡,朝鲜和越南同时认为满族人不过夷狄之辈,中国在中国故土已经消灭,满族人所篡夺的只是中国的躯壳,只能算是假中国。中国的灵魂,即真中国,已转移到朝鲜和越南的国土——朝鲜人坚持他们是正统的中国,越南人也坚持他们是正统的中国。那就是,中国已变成了夷狄,朝鲜、越南才是中国。两国对满族人的清王朝,在武力上虽然不能不低头,但从心眼里却十分地瞧它不起。这种心理持续约一百余年,直到本世纪(十八)结束时,才逐渐把清王朝跟中国合而为一。
次一级的是琉球、暹罗。中国对这两个国家的印象,认为他们是那么遥远和那么恭顺。中国皇帝怜恤它们的遥远,而喜悦它们的恭顺,所以对于两国几乎是有求必应,最得实惠的还是他们的那些使节,赏赐他们也特别丰富,每次从中国回去,都满载而归。
第三级是缅甸、尼泊尔。这两个国家有时候跟中国靠得很近,有时候又比较疏远。中国对他们当然也不肯付出像对朝鲜、越南那样的热烈感情,只求这两个邻国不再在边界制造麻烦,就很高兴了。
除了上述的六个藩属国外,中国还拥有数不清的贸易性质的进贡国。“进贡”的意义,在藩属国来看是定期地向宗主国的一种呈献,在中国来看是一种荣誉——这跟欧洲那种勒索或剥削性的进贡,完全不同。藩属国最大的要件之一,就是定期的向宗主国进贡。但仅只进贡,并不一定是藩属,中国是当时亚洲唯一的庞然大物,矗立在万邦之中,四周相邻的一些小国家小部落,面积人口都处于绝对的劣势,文化物产也都显然落后,免不了对中国巴结奉承,向中国政府呈献该国的一些特产,诸如珠宝奇珍、奇异的动物植物,以及美女株儒,表示他们的崇拜和友谊,希望用以钓出更大的利益。中国从纪元前十二世纪周王朝起,就习惯于这种奉承,认为是一种天经地义、理所当然的事。为了表示天朝大国的气度,对进贡国的那些使节团,一向有完善的照顾。我们回溯八世纪时,那些到了中国就不肯离开的使节,累积下来竟达四千余名之多,以致宰相李泌不得不下令驱逐,就可了解他们所受的待遇优渥到什么程度。有些品格恶劣的使节,甚至还利用这种优待,进入中国国境后,就像强盗一样,沿途横暴,为非作歹。中国政府总念及他们来自遥远的蛮夷之邦,缺少教养,倍加原谅。所以外国进贡的使节,有时候竟成为交通要道上的一大祸害。在进贡了之后,中国政府一定用丰富的赏赐作为回报,价值往往超过贡物的数倍。朝鲜就不断地对中国赏赐的绸缎过多而发出抱怨,因为它促使朝鲜的纺织业破产,严重地打击他们的农村经济。除了丰富的赏赐,使节团在进贡的同时,必然顺便(事实上却是主要的)携带大批货物,乘机做一次大买卖。所以若干国家不惜采取战争的压力,以要求增加进贡的次数。
在这种情形下,向中国进贡的非藩属国和大小部落,多不胜数,而以第七第八第九,三个世纪为最多,当时唐政府对所有进贡的国家或部落,一律封他们的国王或可汗为某州都督。这种州,称为羁縻州,唐政府既不一定知道州在什么地方,被封为都督的那些国王可汗,对中国文字也不认识,只不过仅是中国史学家在纸上记下的一笔而已。本世纪(十八)时,这种情形依旧,如哈萨克王国、布鲁特汗国(塔吉克)、布哈尔汗国(乌孜别克布哈拉)、浩罕王国(乌孜别克浩罕)、阿富汗王国、不丹王国、哲盂雄王国(锡金)、巴克达山汗国(阿富汗东北部)、柬埔寨王国,都是进贡国家。
举一个例子就可以明他们进贡的性质,位于今克什米尔吉尔吉特市东北,有一个小小的坎巨提王国,它每三年向中国进贡一次,每次进贡砂金一两五钱(它的价值相当于一个人两星期的伙食费用),并不送到北京(那太远了),而由新疆地方政府代表接受,回报他们的是绸缎、银币,和茶叶。假使世界上有一种一本万利的交易,那就莫过于向中国进贡了。这并不是中国呆如木瓜,而是一种荣誉心和类似父母或长兄、长姊,那种天下共主责任感的综合反应,即永不愿使依靠中国的友邦失望。
——外国人不会了解这种恢宏的心胸。下世纪(十九),中国为朝鲜、为越南而跟新兴的帝国主义者作战,以致受到严重的挫折,割地赔偿。外国人便嘲笑中国人莫名其妙,竟为了一个宗主国的虚名,而接受实质的灾难。但这正是中国文化中反抗强权、扶危济困的主要精神。
十华侨
除了疆土的开拓,和藩属国进贡的增多,中国人也大量向海外移民。
中国人移殖朝鲜,以及经过朝鲜进入日本,早在纪元前就开始了。但大规模移向东南亚——包括菲律宾群岛、印尼群岛、中南半岛、马来半岛,可能迟至第七世纪才开始。到十五世纪郑和下西洋时,才迅速增加。然而,中国人向外发展,不但不能像欧洲人那样,受到政府的支持保护,恰恰相反的,反而受到严厉的禁止。儒家思想是保守而尊祖的,对于为了追求财富而抛弃祖先坟墓,离开父母之国,远赴蛮夷番邦的人,十分痛恨。因而称他们是海贼奸民,用法律和监狱取缔他们,在这种情形下,华侨在海外遂成为被遗弃的可怜孤儿。可是中国沿海一带,人口稠密而土地贫瘠,东南亚却地广人稀,而且属于热带气候,谋生比较容易。沿海人民遂用逃避或贿赂的方法,躲过官员们的干涉,大批向海外涌出,这些贫苦无依的亡命之徒,以做小生意开始,不久就在蛮荒的各地,建立家园,跟上著人民,相处得十分亲密。
十六世纪之后,欧洲人向东侵略。西班牙最先占领菲律宾(一五四二)。十七世纪时,荷兰继又占领爪哇(一六一九)。这批帝国主义者以主人自居,对中国人采取压迫政策。华侨不能忍受时,起而反抗,因为没有国家力量作后盾的缘故——不但不作后盾,明、清王朝政府,还希望外国人早一点把中国逃到那里的海贼奸民铲除。所以华侨每一次反抗,都受到惨重地打击。像西班牙,曾在菲律宾对中国人作过三次充满了原始兽性的大屠杀,每次都使用灭绝种族的手段:
一、十七世纪一六○三年(明王朝酒肉皇帝朱翊钧在位,正行断头政治),菲律宾华侨二万余人,被西班牙屠杀。
二、十七世纪一六三九年(清军攻明王朝,第五次入塞),菲律宾自第一次屠杀后,三十余年间,中华移民陆续增加到三万二千人。西班牙又作第二次屠杀,死二万余人,仅一万余人得以幸存,但被列为贱民阶级,每人要缴纳负担不起的六元的人头税,而且必须改信他们所信奉的天主教(信教一项难不任甲国人,甲国人的宗教观念淡薄,信什么教什么神都不在乎,这一点使西班牙人大惑不解)。
三、十七世纪一六六二年(明王朝灭亡的次年),郑成功占领台湾,驱逐荷兰人,胜利消息使菲律宾首府马尼拉的中国人大为振奋。于是引起西班牙第三次大屠杀,中国人武装自卫,至死不屈,但无法抵抗西班牙正规军的炮火攻击。结果全体中国人,包括所有的妇女和儿童,被西班牙人屠杀罄尽。
帝国主义者的心肠都是凶恶的,西班牙如此,荷兰也不例外。本世纪(十八)一七四○年,在爪哇首府巴达维亚(雅加达)屠杀中国侨民,使河水都变成血水,史学家称为“红河惨案”。
中国人虽然受到如此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可怕的迫害,但向东南亚(包括三次灭种大屠杀的菲律宾和红河盈血的爪哇)的移民不断,这是中国人弹性精神的发挥。到了本世纪(十八)末期,散布在东南亚各地的华侨,估计有二百余万人,而且建立了很多城邦式的独立王国,最著名的诸如:
一、广东省人罗芳伯,在婆罗洲(加里曼丹岛)西端坤甸,建立芳伯共和国,自任总统(大统制),继任元首由当地的中国移民选举。
——下世纪(十九),亡于荷兰。
二、广东省人吴元盛,在婆罗洲北部建立戴燕王国,自任国王,王位世袭,立国百余年。
——下世纪(十九),亡于荷兰。
三、广东省潮州人张杰绪,在安波那岛(纳土纳岛)建立没有特定名号的王国,自任国王。
——下世纪(十九)张杰绪逝世,内部发生纷争,王国瓦解。
四、福建省人吴阳,在马来半岛建立另一个没有特定名称的王国。
——下世纪(十九)被向东扩张的英国消灭。
这只是几个英雄人物,而屹立到二十世纪今天的暹罗王国的开国国王郑昭,还不包括在内。
华侨的历史是一篇血泪史,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移民,受到过像中国移民所受到的那种永无终止的可怕灾难。就像被父母遗弃而又走进蛇窟的孤儿一样,除了自己保护自己外,没有人保护他们。当中国国力最强大时,如本世纪(十八)初叶,对他们不但毫无帮助,反而巴不得他们在海外死尽灭绝。到了下世纪(十九),国势衰弱,又逢欧洲帝国主义的武力汹涌而至,东南亚华侨的处境,就更艰难。所有中国移民的据点,都被白种人现代化的武器抹去,中国人被当作猪仔一样,被贩卖到更遥远的地球的那一边的美国去做苦工——美国铁路至少一半以上都洒着中华人的汗和泪。东南亚成为白种人的天下,贫苦的中华人常出卖自己一段时间对年或十五年)给白种人当奴隶,期满之后,再用自己卖身的代价,经营小本生意,他们所受的压迫剥削,并不比运往美国的同胞好。一位对东南亚相当熟习的英国作家,曾感叹:“做一个十九世纪的中国人,真是一种苦刑。”这句话明华侨的悲惨遭遇,但也显示中国人倔强的一面。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秘密武器,这秘密武器是:高度的含垢忍辱,高度的勤劳吃苦和高度的警觉。使他们在万难之中崛起,而且壮大,竟掌握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大权,大大地出乎那些手执屠刀的帝国主义国家意料之外。
十一文字狱
清政府为中国开疆拓土是它光荣的一面,但它也有不光荣的一面,那就是它所发动的先后持续一百余年之久的文字狱措施。
中国每一个王朝几乎都有文字狱,这是极权政治的特色之一,不过都是一些偶发事件。直到十四世纪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,才把文字狱作为一种合法的谋杀手段,这手段到了清政府手中,更进一步地作为一种镇压汉人反抗的血腥工具。
产生文字狱的心理背境,十分简单。当权者内心有潜在的罪恶感和自卑感时,自顾形惭之余,对别人的一言一语,都会硬拉到自己头上,恼羞成怒,采取强烈的报复。尤如一个秃子一听别人提到电灯泡就七窍生烟一样,朱元璋因为自己曾当过小偷,就总以为知识分子都要揭他的疮疤,满族人总以为汉人会借着文字来转弯抹角的表示对他们的轻视。
所以,每一个文字狱,都是当权者神经衰弱、做贼心虚的一种反应。
我们将清王朝最著名的一些文字狱,列为下表,以代表冗长的叙述:
从这些案例,我们可以了解文字狱的本质,即有权人物对文字所加的奇异曲解。像贾士芬的咒语“天地听我主持,鬼神归我驱使”,不过是巫师们一贯的“口中念念有词”的勾当,竟然成为谋反的证据,可以当作文字狱的典型明。尹嘉铨自称“古稀老人”,这是一句古老的成语,但弘历却酸溜溜地:“我自称古稀老人,早已布告天下,他怎么也敢自称古稀老人?”竟想用政治手段制造自己的文学地位,可谓异想天开。
文字狱的审判是中国历史性司法黑暗——人权毫无保障的再一次的大暴露。每个案件发生时,皇帝先交给高级官员组成的专案小组研究如何处理,向皇帝提出所谓的“公论”——当时的术语称“九卿公议”。专案小组所提出的“公论”,当然千篇一律的认为那倒楣的被告罪大恶极,坚决的要求用酷刑“凌迟”处死,家属全部砍头。皇帝立即表示他的宽大恩典,特别加恩,免去凌迟,改处绞刑(或改处斩首),全族(或全家)男女老幼,改为发配到黑龙江(黑龙江黑河)或宁古塔(黑龙江宁安)给穷披甲人为奴。
这种审判像一幕漫画家笔下的卡通,包括皇帝在内,不过一群小丑。没有人敢提出较轻处罚的建议,更不要为当事人呼冤了,而且即令对当事人一句有利的话都不敢,否则不但救不了被告,反而使自己也陷了进去。王锡侯案,江西省长(巡抚)海成,仅建议草去他“举人”的身份,弘历就勃然大怒,下了一道杀气腾腾的谕旨:“海成请仅革去王锡侯的举人,所谓人臣尊君敬上的心安在?乱臣贼子,人人得而杀之的大义又安在?海成真是天良丧尽,辜负我命他当官的大恩。”海成还是幸运的,没有被砍头。徐述夔案的江苏省民政厅长(藩司)陶易,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,他曾经拒绝受理对徐述夔的检举,结果判处死刑。
文字狱的奇异谋杀,产生下列几项影响:
一汉人知识分子本已拘限于儒家学派狭小的范围,现在在这狭小的范围中,史学、文学,以及对儒家学派经典的评论阐扬,都受到不可测的咒语禁制。知识分子只好走两条路,其中一条路是更加埋头在传统的八股文、科举之中,努力做官。八股文的特征是在纸面上写尽仁义道德,在纸面上坚持人生以仁义道德为根本,而仁义道德又以帝王和统治阶级的利益为标准,于是全国士大夫——现任官、退休官,和以当官为唯一盼望、但尚未当上官的读书人,全体用帝王所喜悦的方式,阿谀帝王。
二另一条路是使知识分子专心一意从事考据工作。所谓考据,就是用这本古书去考证那本古书,用这本古书上的字去考证那本古书上的字,把平生精力钻在古书的旧纸堆里,成为一个工匠,不需要想像力,也不需要理解力,只要钻得年代稍久,就可以自称或被称为学者。这种学术,自然不会触怒任何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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